专访丨导演尹力：灼热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生活

　　1月15日，尹力导演的新片《没有过不去的年》全国公映。这部起意构思于2018戊戌狗年的电影，原本叫作《狗年》，循着导演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聚焦当代中国都市家庭伦理的失序与弥合，且不乏尖锐社会舆情裹入。延宕至2021年年初推出，自然多了一层新冠大疫之年抚慰人心的意旨，是以在202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期间，便官宣更名为《没有过不去的年》。

　　年轮的刻画，之于导演尹力的作品而言，是一个显著的特征。作为78级北京电影学院的科班毕业生，尹力无疑该归入第五代导演的队列。如果梳理近十年来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尹力的公开言说，“艺术工作者的时代担当”、“电影人的使命是记录时代”、“将时代变革记录在胶片上”等等，亦时有见诸报端。

　　坐言起行。不管是尹力在1990年，因着当年北京亚运会的契机创作了电影处女作《我的九月》，还是他在新世纪后于主旋律题材影片上，用黑白胶片拍摄《张思德》、《铁人》，启用全明星阵容演绎《云水谣》，无不折射出导演“让生活在不经意间定格”、“为小人物做传”的心心念念。

　　跳开作者本身的作品序列，中国电影人“逢十盘点”——将一段历史时期的世道人心投射于大银幕上，也素为道统。在《没有过不去的年》中，有1991年，黄健中导演《过年》里大家庭的兄弟阋墙，长幼失序；更有2000年，冯小刚导演的《一声叹息》里京城作家，面对婚外恋的年轻红颜，又要面对原配妻女的两难抉择。

　　男主演吴刚之前就饰演过尹力的《铁人》中的王进喜一角，这次他出演片中的知名编剧，多多少少带有京城艺术圈里茶余饭后的谈资掌故。新世纪的二十年过完了，什么变了？什么没变？观众可以从电影的娓娓道来里琢磨出许多。

　　《没有过不去的年》片尾，一家人从都市高楼林立的洋灰森林中来到黄山脚下的徽州故里，村头戏台上傩戏的出将入相，粉墙黛瓦间游走的“嬉鱼灯”，农家乐里一家人围坐的其乐融融，片尾曲适时响起，“冰冷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灼热，灼热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生活，生活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对错，对错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爱过……假如还有来世，来世从头说。”

　　朱桦演唱的这首《假如还有来世》，正是尹力的代表作《无悔追踪》的主题曲。25年前，尹力用一部电视剧《无悔追踪》描画新中国成立头四十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社会变革的长卷；而今，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则接续此任，堪为浓缩近三十年来世风世相时代剧变的折页画。同这两部作品所呈现、记录的时代相映，一曲纵贯七十年，总有道不尽的美丽与哀愁……电影上映前夕，导演尹力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尹力告诉澎湃新闻，对于现在的片尾设置，自己最终还是“柔软”了，“（片尾）我是想让这一家子最后聚拢在妈妈身边回味过去，镜头从这一家的欢聚拉起，越拉越远……一看！呦，怎么‘这家人’都在北京CBD某栋大楼的顶上呢？原来这是一出戏的置景，前面还坐着不少现场观众。再是航拍下的万家灯火，一个大都市的俯瞰。咔，影片结束。我本来要拍一个寓言，而且也拍了，但我不忍心让观众说导演你最后怎么骗了大家一把，为了你的艺术个性而伤害观众的共情。其实，中国士大夫阶层田园牧歌的生活理想，现在已经回不去了，你可以说这是个温情矫饰的伪命题，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命题。但导演不是开药方的先生，我希望能够提出一些问题，当人们走出影院，伴随着这样的叩问，人们能够去回味，去想一些东西，这就已经够了。”

　　澎湃新闻：本来说在去年同你聊《无悔追踪》25周年，可百花奖、金鸡奖你忙得都无法脱身。待到年初看到《没有过不去的年》，片尾《假如还有来世》这首歌响起，两部作品所观照的时代前后整整七十年，自然也就勾连在了一起。

　　尹力：先说这首歌，张和平作词、张宏光作曲，当年都快要进录音棚了，张宏光跟我抱怨没灵感。我跟他说，戏里特务接头用的暗号是穆索尔斯基《展览会上图画》这首曲子，马上哼唱了几句谱。张宏光一拍大腿，有了！“如、果，还有，来世……”曲子就这么来了。

　　咱们把两个片子放一块说，是一篇大文章。国家经历了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拍《无悔追踪》那年代，是无法想象今天我们每个人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就像是你揣着BP机、大哥大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咱们今天这采访是拿着智能手机，两条微信约上了。

　　其实，我对人生和社会的叩问是一以贯之的，这个心结“作祟”，创作冲动也一直没有停顿过。比如说我前面几部电影，《张思德》《云水谣》《铁人》《雨中的树》，都是命题作文。我作为中影的导演，当拍什么，不能拍什么给我划定好了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怎么去拍。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公众对于主旋律宏大叙事已经有了刻板印象，认为那就是标语、口号化的东西，是堆砌起的概念。这种成见到了新世纪变了——到了今天，你就是免费派发影票，观影还有时间成本呢，人家也未必去看。回到我的所有作品，其实早就想明白了，根本上就是在写人。我一直觉得故事好不好看，先得看故事里的人物能不能立得住。

　　中国电影从剧作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故事永远大于人物。我在做金鸡奖评委会主席时，就讲一点，无论票房多少故事多曲折，最根本的还是要在艺术长河中，留下那些鲜活的，挥之不去的人物，那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所以，为小人物做是我一直秉承的创作理念，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

　　《无悔追踪》拍了那么多的北京胡同里最普通的老百姓，20集的篇幅，咱们国家所有经历的最重大事件，关乎到每个普通人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时代节点，在影像当中都留下了记录，从第一集开国大典，一直写到改革开放。

　　而《没有过不去的年》，这部电影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时空组合——时间轴，内在的张力是改开后这四十年的剧变，空间轴我就落在北京、徽州和美国洛杉矶。是小体量、大格局的安排，当人的命运放到这样的大的时空中，其实就是把个人的小情小调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澎湃新闻：说实在的，在国产电影院线票房逐渐“收复失地”的这十几年，你的作品产出量并不高。是各种忙，还是遇到了艺术的困顿？

　　尹力：我也在企图改变。这十来年间，国内院线万块银幕，很多导演都在转型，往商业上转，拍玄幻和高概念商业大片。但我早年受的电影教育“中毒”太深，看的都是欧洲知识分子电影，左岸派拉丁区，英格玛·伯格曼、玛格丽特·杜拉斯、阿伦·雷乃、阿兰·罗伯·格里耶，法国“新小说”流派，所以我总是逃不脱“作者身份”的形而上学、文以载道这些命题。当然，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切口让我做到既好看，又能够把这些“私货”渗透到当中，在我的创作初衷里才能找到基本的共鸣。

　　《无悔追踪》如此，《没有过不去的年》也一样。《无悔追踪》刻画的是一条胡同40多年的变迁，写的是一群本分和善良的小人物被裹挟在时代大洪流当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心得又是什么。有一年，陈丹青跟我说，1990年代在美国那会儿，大家为了《无悔追踪》，去租录像带，特意先买台录像机，一群人每天围着看，看得直哭。我相信他一定不是被感动了，而是看一同走过从前，看到了中国人的心路历程，看到了其中的奋斗和苦难，我想如果一部电视剧能让人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还是蛮欣慰的。

　　《没有过不去的年》，写这40年改革开放，国家体量大了，肌肉壮了，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人们比过去有钱了，我们的心得又是什么？“冰冷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灼热，灼热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生活，生活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对错，对错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爱过……假如还有来世，来世从头说。”你再听这歌，是不是又是一番况味？

　　澎湃新闻：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你的作品现实主义的脉络一以贯之，你不愿也不能去拍“飘着”的东西？

　　尹力：《没有过不去的年》，现在很多评论家说是现实主义，其实现实主义从提出，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他们更多的是对现实犀利地批判。当年，苏联作家高尔基提出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在今天看起来，那也是一个套路。是以离开了批判，现实主义还是否存在？

　　而中国的作家或者说如我这样的电影创作者，骨子里都带有一点超然。体现在艺术表达上，这种达观或和解，在一定程度上也透着无奈、无解和无题。《无悔追踪》如此，《没有过不去的年》也一样。《没有过不去的年》最后所谓的矫情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或者说是我主观温情的解决方案出现了；《无悔追踪》中，我则把人生看作是一粒周而复始的尘埃。

　　澎湃新闻：这么说或许有些消极，但当人们现在去看《无悔追踪》的弹幕，则会看到一种热情在涌动，或者说哀而不伤中有一股暄腾劲儿。

　　尹力：艺术家是没法给社会指出路的，我们所能做的，不管是什么形式，归结起来都是在记录时代。

　　当年看《无悔追踪》的观众，如今不少早已为人父母，他们能够记住电视剧中一个个个体命运的沉浮，不管是理发师，小学教员还是片警儿，没有人是悲悲切切，自怨自艾的。

　　老百姓插科打混，嬉笑怒骂，自得其乐，内心充满对未来的热望，才会用自嘲来消解眼前的困顿。“没有30年不落的大瓦房”，“窝头再大也得搁到屉上”，“我就不信你能呲出两丈的尿去”，而恰恰在很多调侃当中，时代的人心向背不经意地被记录下来。

　　里面的人们都生活在泥土中，生活在人间烟火里，人人都有想要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望，人人都有在困苦当中挣扎的劲头，而这就是中国人。放在胡同里面，又特别北京人。在历史洪流当中，这些没名没姓的人，恰恰是他们在推动着国家往往前走。

　　我认为电视剧永远有颠扑不破的八个字，“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而在电影当中，我觉得只要有机会，别忘了给这个时代留个存照。从《无悔追踪》到《没有过不去的年》，真的是像链条一样，把这几十年给勾连起来了。

　　澎湃新闻：是勾连，但也有嬗变。这两部作品里都是北京人形象为主来演绎，但似乎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富足了，却又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

　　尹力：没错，在《无悔追踪》里，赵玲琪饰演的“大脸盘子”去买肉，卖家切的都是瘦肉，她一看当场就要骂街。为什么？当年一家人肚里那点油水，就靠买肉时能多切一点肥膘回家炼油。但无论生活多么地难，邻里之间和夫妻之间，面对种种时代洪流，都表现出了一种达观和隐忍。但在《没有过不去的年》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能看到人物和人物关系之间的这种撕裂。

　　当大家被裹挟在巨大的时代旋涡，亲情是唯一的避风港和支撑人能够活下去的内在动力。到了《没有过不去的年》，外部环境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人们的生活富足早已到了完全不用为衣食而忧愁。可你看吴刚饰演的这位编剧，他肯定是在中产还稍微靠上的那个阶层了，有房有车，儿女都在国外受教育，但用他自己的台词说，“我们当年想的那些愿望都实现了，为什么就快乐不起来呢？”

　　这样的叩问，实际上是今天很多人扪心自问的话题，快乐的源泉到底是什么？人们的幸福感怎么就没有了。历史可以回溯，但不能开倒车，今天中国的舆论场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没有人不愿意自己的国家好，没有人还愿意回到食不果腹的时代，但内心的失落与空缺又该靠什么去填充？

　　在过去，妈妈带着几个毛茸茸的小鸡到处去觅食，那种田园恬静的风貌早已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别说回去，人们连停下来都不太可能了。片中江珊饰演的老婆，就问他你想写的那么多，你什么时候能写呢？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人物时就明白，他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写作的状态了。

　　澎湃新闻：但你的批判与揭示是温情的。特别是说到吴刚、江珊饰演的这对夫妻，在处理外遇问题上，很明显和二十年前冯小刚《一声叹息》里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不一样了。

　　尹力：这里边既有辛辣的讽刺，我是拿他当成一个嘲讽和批判的对象，但对这个人物又寄予了很多同情。因为在生活中，能有几个生来就是大奸大恶呢？你能看到有一批看似事业有成的人，他们往往还很要面子，可过多的欲望背负，在过着想自尊又狼狈的日子。我觉得这些细节还是很能够映照当下这些人的丰富性，不是单一的。

　　说到片中这对主人公的夫妻关系，我们看到他们是在谈条件，这才是悲哀到心里了——得到和失去之间，每个人都被失去，每个人也有得到；大家都在一个明码标价的体系中，掂量着我这么做是值还是不值？不是值得的“值”，是值钱的“值”。其实不光是咱们中国人，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类似的精神危机，概莫能外。

　　尹力：一句话，《没有过不去的年》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比着我当年拍《张思德》《云水谣》的天南地北、跋山涉水，这片子拍得很愉快。演员都是我熟悉的演员，基本上一招手就都来了。你要非让我说，我想从吴刚的角度谈谈。

　　吴刚当年要演《铁人》，没有一个人同意。尤其他那会儿还戴着个金丝眼镜来报到，跟个少爷似的。从主管领导到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再到“铁人”的家属没有不反对的。大家都说，这戏你怎么也得找个像《亮剑》里李幼斌的来啊！但我认为吴刚行的。第一，他是一个创造性的演员，在北京人艺舞台上历练多年，有实力，短期内让他学陕西话、练秦腔，对他小菜一碟。第二，我在片中安排了“现在时”刘烨黄渤演的，彩色胶片拍摄；过去时，吴刚演铁人，黑白影像。我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对照，铁人身上有的就剩下理想主义了，但整个人生机勃勃；今天的人武装到牙齿，却患上了“沙漠综合症”，找不到方向。这其实也是一个隐喻，在一定程度上写的还是价值观对撞，和《没有过不去的年》与《无悔追踪》间异曲同工。

　　澎湃新闻：尽管题材各异，但在你的作品中有条红线贯穿，这不能简单地归为一句现实主义，我觉得这是有某种构思窍门的。

　　尹力：在我的创作当中，一直非常希望能够找到最独特的个体，最蹊跷的人生，但表达的价值观，却拥有最大的公约数和体现最共通的情感。它能够激活人心，让人们去感同身受，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员，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同学，是你的亲人，甚至就是你自己。

　　《没有过不去的年》全片一个多小时，它不长，但我却用了很多的“闲笔”：医院里吵架的姐妹，大街上不会玩微信的老头，举着个乌龟敲车窗的贩子，向编剧推销男性保健品的，楼上的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邻居，有很多的诸如此类的“毛边儿”。看似是闲笔，但放到影片当中就产生了交响的效果，不是写一个人的单曲，当主部主题发展的时候，副部主题不经意地渗透进来，逐步产生了人们对整个社会氛围的认知。包括编剧请小三儿和她妈妈（丁嘉丽饰演）吃饭，一顿饭吃得不尴不尬，吃完出来就是别人家一场盛大的婚礼，瓦格纳《婚礼进行曲》一起，更衬得人生狼狈，不同人物的命运不用说一句话，就摆在那里了。

　　类似像《张思德》，如果你只写一名八路军在编草鞋、在烧炭，影片的格局恐怕就无法达到那样的高度。当时我花了一个星期，没拍剧本上的一个字。拍什么呢？拍的是大练兵，识字比赛、纺线比赛，沿着延河边跳芭蕾舞，我们营造了一个生龙活虎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氛围或许和电影主题没啥直接联系，但它让你要表现的人物生了根。

　　再说从《我的九月》开始，我在表达过程当中，所谓这样的长镜头、生活流、纵深调度，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一个是信息量的丰富；另一个就是实际的真实感，比你各种跳切、蒙太奇组接带来更多的生活实感。

　　这些“毛边儿”说起来可有可无，没有也照样是一部电影，但没了也就少了生活的味道和气息。一个镜头中，不断的景别变化给观众造成一种流动的感觉，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无组织状态”——其实都是精心组织的，可就像是下意识地一种无组织的状态，就跟抓拍的一样。

　　澎湃新闻：说回《无悔追踪》，细品起来同样可以感受到你前述的这些美学追求。

　　尹力：《无悔追踪》是土唐刀儿胡同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有历史感和时代跨度的长卷。里面很多场戏都是一个镜头到底，这对演员的调度，对灯光的调度，以及演员的走位和群众演员的配合都是难度非常大的。

　　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被不少人奉为样板，就在于它的制作是讲究的。记得当年搭景的时候，我是给助手们亲自示范，北京人冬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怎么搬蜂窝煤，冬储大白菜怎么摆，甚至小到不用的烟囱要用报纸包好，铁丝缠好，吊到房梁上来年再用……这些细枝末节的质感是关乎宏旨的，因为历史的质感，生活的烟火气都是从这里来的，叠加在一起形成团体总分，最终决定着影片的质量。

　　尹力：《无悔追踪》涉及到开国大典那部分，能在南河沿大街听到前放礼炮，是据实可考的历史细节。包括“大练钢铁”那会儿，王志文发明的脚踩自行车轮鼓风机，也是当年宣传册里出现过的。我们通过认真查阅资料，力求做到桩桩件件有来路，经得起考证。

　　现如今一些电视剧，故事乍看还行，但一看它就是在某影视城拍的。一部抗战戏（的布景），美工跟土墙上刷个“仁丹”就行了？活儿太糙。托福当年的摄制环境，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把一个电视剧拍得有章法，能够在镜头的运用，光线调整当中，在服装化妆道具的配合当中，创造出不同年代的质感。所以你创作过程当中用心和动情，最终都会体现在影像当中，构成你的作品的生命力。

　　说起来那时候还没数字特效呢，我片头特效用老儿歌，衬底儿是进故宫拍的。当时我让摄影师拿着照相机进故宫，沿着日晷，用照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每走一步拍一张，然后连起来做了这样一个特效片头。用的老北京儿歌，“平则门（阜成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要的就是非常接地气，又有厚重的历史感。

　　澎湃新闻：谈谈《无悔追踪》的演员，除了王志文刘佩琦的对手戏，印象里不少老演员都很出彩。

　　尹力：《无悔追踪》出了一批演员，之于他们不少人，甚至这还是他们的处女作。可以说，里面边边角角都是角儿。中央戏剧学院现在的院长郝戎，那部戏里演刘佩琦的大儿子，演李冰冰的男朋友。我在筹备的时候，所有演员，有名有姓的将近200人，在蓟门饭店坐满了一整间大会议室。大家坐在一起，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李丁老爷子凑到我跟前说，“导演，这堆人您都哪儿找的？”各个的形象都辨识度极高。人艺的张少华那之前就没演过影视剧，是我挑来的。她演居委会大妈，（“大炼钢铁”时）一句“对着伦敦说，不要十五年，就把你赶过”，嘿，绝了！

　　王志文当时因为《东边日出西边雨》，已经小有名气了。他一上海人，北京话说得倍儿地道，台词功底好极了，我是完全没想到。他在现场从来不怎么看剧本，都觉得他是一天才。后来还是他当年的女朋友告诉我，人家天天一回家就琢磨戏，根本不搭理她，是背后下功夫。刘佩琦当时是卯足了劲，他身上本来就有角色需要的那股拗劲儿，在片场天天捧着剧本，非常用功。那也是他的一个扬名立万的作品。之后没两年，这部戏主题曲的词作者张和平成立紫禁城影业，第一部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想都不用想，直接找的刘佩琦。

　　尹力：电视剧改编自张策的同名短篇小说，他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小说里就写了胡同里这么一老特务，最终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对《无悔追踪》剧本做了巨大贡献的，是这个剧的编剧史健全。他跟我是发小，也是老北京，对胡同这点事儿是再熟悉不过了。史健全的剧本出来之后，交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一开始冯小刚要弄，演员定的是葛优和陈道明，结果葛优去拍《寇老西儿》没档期。现在有了刘佩琦和王志文来演，你还很难想象别人来演是什么样子。

　　还有件好玩的事儿，《无悔追踪》里“四阎王”（恶霸）的儿子叫闫伯隐，我在选这个演员的时候正开着车，恰好在北影厂路边看到那么一位，形象上挺合适。那人正那等剧组招人呢，我就把他喊上车，一聊他本名闫冠英，电视剧火了之后他接拍了很多广告，现在也是个大熟脸了。《没有过不去的年》里，闫冠英还有场戏，举着个乌龟沿街敲来往的汽车窗户那小贩，就是他。球速体育官方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