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小字典映射大时代

　　人们或许不会注意，这本素朴清新的字典今天将步入“耳顺”之年。58岁的小字典，时代的风云变幻、往事的沧桑离合、人情的苦辣甘甜、岁月的云卷云舒，都蕴含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之中。58年间累计4亿余册的发行量、连续11次的持续修订、周总理亲笔订正字典词条、两次被当作国礼馈赠……一系列的记录和荣誉更是让这本小字典承载了更多的大意涵。耳顺之年的小字典，其间既有历史过往留下的印痕，也有不断坚守而具备的特色。今天，我们不妨回顾这本小字典走过的道路，洞悉它背后的时代故事。

　　尽管在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内找不到任何编者的姓名，然而，人们不会忘记，“新华辞书社”短短五个字背后，汇集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陈原、王力、吕叔湘、金克木、周祖谟……“《新华字典》集全国之力编著而成，从国家领导人、学术名家，到广大群众，都倾注了各自的心血，故而堪称‘国典’。”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宇明评价道。

　　《新华字典》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的规范字典，在其凡例第一条就明确指出该书的编撰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汇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且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曾参加1953年版《新华字典》编写的刘庆隆先生说：“建国之初虽然还没有推出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但从《凡例》中就可以清楚看出这本字典的编写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新华字典》在普通读者学习汉语汉字和普通线年开始，《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间不得不提到“文革”时发行的1971年版字典，周恩来总理曾亲订此版的修订原则，甚至亲笔订正字典的词条，并曾两次接见修订组代表：“1970年11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汇报，（周总理）亲自与大家研究修改条目，前后竟达三个多小时。”1953年版编写主持人魏建功之子魏至回忆说。周总理要求当时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全体审阅《新华字典》，自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会议历时138天。曾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方厚枢感慨地说：“动员全国力量会审一本小小的字典，这在全国出版史上还是头一次。”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新华字典》修订者们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由最初400多处修改意见，确定为64处修改。

　　从58年前的1953年版直到今年的2011年版，这本字典已印行4亿余册，创造了辞书出版史的奇迹，这一世界之最至今仍由《新华字典》保持着，这项记录饱含了字典编辑者的艰辛和坚持。“更重要的是，《新华字典》是我国现代汉语字典的开山之作，在新中国辞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它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凸现了实用性、简明性、规范性的风格特点，在小小的字条空间里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58年来，它通过原版和十几个修订版始终跟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适应着各个时期读者语文生活的实际需求，成为广大群众最可信赖的辞书之一。它以小字典、大文化的盛名走向世界，使中华文化链接世界。”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研究员程荣说，长期致力于辞书编撰研究，作为《新华字典》第10版主要主持人、第11版的主持人之一，程荣感慨万千。

　　修订原则：遵循规范、引领规范“1954版《新华字典》重编稿在交付终审前需经历六关。”刘庆隆回忆，“第1关：编写小组内同事互相审读提意见，再退编写人修改；第2关：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把关；第3关：编辑室领导定稿；第4关：定稿油印后，请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部分读者、所有编写者审读并提意见；第5关：按照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第6关：进行体例等方面的技术加工。如再算上终审，重编稿要经历七次审读把关。”58年后，第11版《新华字典》审读多达10次，校对多达15次。繁多的流程远非一般图书“三审三校”可比。“几十年的应用实践证明，《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和历次修订者以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意志打造出的这部字典，是一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第11版新华字典主持人江蓝生说。

　　1955年，中央提出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在此之前《新华字典》的编写就已经有了汉语规范化的目的和意识。魏建功说，《新华字典》是把“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总体例的，“那时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和简化的工作尚未进行，服务对象也只限于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正是字典编写者所具有的超前意识，对长期以来的汉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做出了贡献。球速体育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