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有用的“小文章”，以“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风呈现出来，正是《北京晚报》与它的读者们的默契所在。《燕山夜话》也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
邓拓以“邓云特”为笔名写就的这本著作，直到20世纪末，仍被学者们认为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写作此书时，他只有25岁。
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还是从《北京晚报》的副刊史，一代报人、杂文家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专栏，都值得郑重地记一笔。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报人的修养，通过《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向广大的读者写作以“轻松”、“有用”、“古今”、“知识”为切入点的短文，刊出后影响深远。
值《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以及《燕山夜话》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
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登出《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作者邓拓（署笔名“马南邨”）说：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邓拓时年尚未满五十岁，但已经是著名的老报人了。他二十八岁起担任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三十七岁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机关报的首任总编辑。可以说，一生的主要经历在报纸的编辑出版中。
《燕山夜话》的栏目名，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燕山对北京，夜话对晚报，虽只是一个栏目名，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北京晚报》，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笔名“马南邨”，化自“马兰村”。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正是邓拓当年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所驻的村子。
“轻松”“有用”“古今”“知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一篇，或许在“燕山夜话”这个名字定下来的同时，就已经在邓拓的脑海里成形了。这一篇是《燕山夜话》真正的“序言”，最后一段里已经列明了这一系列文章真正的关键词，标注了这批知识性杂文的写作路径。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忆邓拓》一书中，收有当年《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刘孟洪的回忆文章《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为了这个专栏，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1961年1月，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晚报编辑听了之后，立意邀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整整磨了三个多月”，直到3月初才答应。
当时的邓拓已离开他主持多年的《人民日报》两年，调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主编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燕山夜话》的开栏，在《北京晚报》创意栏目并向邓拓约稿的编辑们看来，有些“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味。
邓拓提的“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这个“铃”，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鉴于“”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会议还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1960年9月30日，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都发表讲话，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1960年底、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正在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开动脑力的《北京晚报》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他们把约稿的目光，投到了邓拓身上。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重读《燕山夜话》集时，我会忍不住设想，作为编辑，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概得用上“幸福”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深知报章各种需求，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又精通报纸规律，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今天重读《燕山夜话》，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是作者与报纸“可遇不可求”的密切关系使然，尤为难能可贵。所以，重读《燕山夜话》，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三家村”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燕山偶语”之说，或许恰好用来形容。
为《燕山夜话》定名时，邓拓对编辑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很大程度上，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在《欢迎“杂家”》一文中，邓拓说，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在《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邓拓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杂家”风貌：
“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谈作风、谈哲学、谈科学、谈历史、谈地理、谈文学、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谈古论今，旁征博引。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无所不引。”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邓拓幼承庭训，有国学底子，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河南大学经济系，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救荒史》，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以笔名“邓云特”）出版。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经典学术名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李文海认为，直到20世纪末，它仍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邓拓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
他的“杂家”理念，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报纸从业者的“杂家”要求，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在报纸工作，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更是得有“杂家”精神与“杂家”本领，社论、理论文章、消息、通讯、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
史学家根底与作为党的机关报总编辑的非凡报纸生涯，对邓拓的“满纸文章”来说，是二而一的关系。《燕山夜话》，则是这种关系的“副产品”。
尽管如今我们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著名的作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重要的作品。但这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事实上，《燕山夜话》并不足以代表邓拓，它仅仅是探知邓拓最方便的一个入口而已。
对邓拓来说，《燕山夜话》不过是“小文章”。尽管在读者看来，他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老舍语）。这里的“小文章”并不含褒贬的意思，而是由《燕山夜话》这个栏目所在的《北京晚报》的风格决定的。相反，能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对约稿的编辑来说，对读到文章的读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的收获。对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考验与成功。读《燕山夜话》，理解它那种轻松、平易、以小寓大、琳琅满目的风格，不能脱离《北京晚报》这个载体的背景，不能不考虑到邓拓在这个栏目中的写作方式。
《北京晚报》1958年创刊，是有比较明确的意向读者和风格定位的。1957年北京日报社给北京市委的请示报告中这样描述：“北京晚报是市委领导下的报纸，具体业务由北京日报编委会领导，每日出刊四开四版一张，它的读者对象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干部和家庭妇女。每天有两版新闻，两版副刊和专刊。内容除时事新闻（综合改写）外，偏重于本市新闻（补日报之不足，如登一些各区消息）、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社会新闻——通过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章，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注意文短，图多，通俗易懂，编排活泼而又不流于庸俗。”
《北京晚报》创刊号上也再次确认了这方面的设想：“这张报纸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工人、店员、干部、学生和教师、手工业社员、街道居民和家庭妇女，都是这张晚报的对象。同时，晚报还必须补日报之不足，更多地反映各区、中小工厂、基层商店、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和家庭各方面的工作状况和群众生活面貌。”
这是一张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机关报面貌大不相同的都市报。邓拓本人也对《北京晚报》的定位有过直接的评论：“晚报是一份小型报纸，就要从这个特点出发，在‘小’字上做文章。”——“小文章”，正是晚报的需求所在。轻松、有用的“小文章”，以“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风呈现出来，也正是《北京晚报》与它的读者们的默契所在。《燕山夜话》也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
1963年，《燕山夜话》合集出版时，邓拓曾有《自序》：“有人说，零篇写作也很费工夫，你难道不怕耽误工作吗？讲一句老实话，我觉得写零星短文并不费事，只要有观点、有材料，顺手牵羊就来了，有一点业余时间的都能办到。这又证明，一般的文章要写得短；短就不怕没工夫。”《燕山夜话》所集的文章，正是他所说的“零篇写作”“零星短文”“一般文章”。不妨这样理解：《燕山夜话》更像是一次和北京的众多市民的聊天。在这次晚间时段的聊天中，邓拓充分发挥了他的博闻广识，发挥了他史学家与多年浸润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其中或有分享的意趣，也有引导的衷肠。
尽管以常理来论，要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稳定的每周两更，总归会影响到工作生活。但我猜想，邓拓在写作《燕山夜话》时，应该是自有乐趣的。这种在报纸上“夜谈”式的写作，合乎他的心意与理念的。战争年代隐蔽在乡村、民众中，致力于发动大众的办报经历以及他对党的意识形态包括群众路线的信仰，使他对“站在群众中间办报”“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有着高度的认同与实践。关于后者，他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中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里有过详细论述。
“马兰村”年代，邓拓主持《晋察冀日报》，就办有通俗性副刊《老百姓》，注重“把新近发生的事用通俗球速体育官方的语言讲给老百姓听”。对于一个拥有丰富储备的学者、作家来讲，能以适当的形式，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讲到他的意向读者心里去，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对自己所选择的意识形态与道路有深刻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讲，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民众，“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无论哪一点，都是能令人愉悦的。
邓拓自己可能也没料到，正是这些“顺手牵羊”的“小文章”，成为了杂文史上第二次创作高潮的重要部分。这类杂文也成为鲁迅式的杂文之外，另一种重要的杂文形式。在《燕山夜话》的带动下，《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人民日报》的《长短录》、《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等杂文专栏一时涌起，有知识性、趣味性又不失新闻与时代背景的杂文品种空前活跃。
《燕山夜话》杂文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杂文集之一。其中以北京出版社的两个版本发行量为大。
一是1963年的合集，并自1961至1962年分别出版的五集分册。五集分册每集编入30篇文章，共150篇。二是1979年的新版合集。这一版本删去了1963年版本中的4篇（分别是二集的《收藏家的功绩》、三集的《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五集的《一幅墨荷》《命运注定蒋该死》）。又另外补上了当年未收的3篇文章（《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今年的春节》）。这一版共收149篇。
所以，《燕山夜话》这两个发行量最大的版本先后收有文章153篇。其中152篇是《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的。另有一篇《一块瓦片》，选自1961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燕山夜话》专栏和《燕山夜话》杂文集的文章数量微有差异。
《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所刊载作品数量，各种资料里有多种说法。综合北京出版社的两种版本，152篇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篇数。
在《燕山夜话》前四集按每集三十篇出版后，1962年10月，马南邨（邓拓）曾在第五集的前言《奉告读者》中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选了一篇加上，补足三十篇。”所谓“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应该是指自“燕山夜话”开栏起，未收入前四集《燕山夜话》出版的所有文章。从中去掉三篇，选出二十九篇，又添上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块瓦片》，补足三十篇，以合乎前四集的体例。1979年的新版合集在五集之后添补的三篇，应该就是1962年10月这一次未选的三篇。如此，“燕山夜话”专栏所刊的文章就齐全了。
邓拓夫人丁一岚1979年2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忆邓拓——为〈新闻战线》作〉》中说：“正是这一百五十二篇《燕山夜话》和十八篇《三家村札记》，竟成了党的新闻战线上一个忠诚战士的致命之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组编、1983年出版的《作品选讲》在《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后附了顾行的《别开生面 独具一格——介绍〈生命的三分之一〉兼谈〈燕山夜线年）一文作为说明。文中说，“这个专栏……共发表杂文一百五十二篇”。也再一次印证了《燕山夜话》专栏的作品篇数。
《燕山夜线年代前半期受到欢迎，发行量可观，和《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一样的。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过程中，在文风、话风变化的过程中，“知识性杂文”的流行是可以想象的。而它在1979年重印之后，发行量比1960年代更大，原因更令人百味杂陈。
1979年1月，廖沫沙反顾“三家村”时写下的一首诗：“燕山偶语招奇祸，海瑞登台启杀机。有鬼为灾偏作梦，三家村里尽痴迷。”诗里写到了三部作品——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勾连的是两桩事——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的批《海瑞罢官》运动，1966年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涌出的批“三家村”漩涡。
运动的鼓点声频密。值得注意的是，《评“三家村”》一文1966年5月10日由上海媒体首发，5月11日全国各大媒体统一转载。五天之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正式通过。暴风骤雨，并不是骤然降临的。至少从批《海瑞罢官》开始，就已经风雨齐作了。“可以说，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准备发动‘’的一个试探，而批邓拓的《燕山夜话》与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则是发动‘’的一个突破口和‘样板’”（钱理群《“燕山偶语遭奇祸”——〈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又两天后，5月18日，邓拓饮恨离世。《燕山夜话》和他的作者邓拓，成了“文革”最早的牺牲者，成了回顾这段历史时一条沉重的线索。《燕山夜话》在激烈的批判中，和“三家村”一道，远远超出了“燕山”范围，超出了各地报刊杂文栏目的启发效仿，成为一个举国皆知的“黑色名词”。
当一切运动过去，时代重回正常轨道，《燕山夜话》也以合集重印的形式重回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它已经不再仅仅是邓拓的那些“小文章”“零星短文”，不再仅仅是当年和北京市民的一次长长的“夜话”。它已经负载了一场全国性的激烈批判，一场长达十年的运动，和一个令人扼腕的长逝的灵魂。重读《燕山夜话》，就仿佛负载了更多的意义。
这时候，返身回望1961年3月，邓拓为栏目定下《燕山夜话》的名字，写下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不由有一种如梦似烟之感。不由想起读了多次的那首诗——1959年2月，邓拓正式离开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在报社同事为他举行欢送大会上，他念的那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